这次见面一个月之后，在1959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
传统国际法认为国际公约以国家和国家实体为其规制对象不对个人发生效力，原则上只有国家加入并经过一国宪政程序批准国际公约后，国际公约方可转换为国内法约束全体国民。1988年法规已被2004年《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发布日期：2004年8月1日，实施日期：2004年10月1日）废止。
该批复已被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12月8日通过的《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废止。权利理念和价值无不存在于现代法治社会中，然而这些理念和价值尚须经过一个法定化和实定化的过程才可直接作用于人民生活的实际并约束其行为。高等法院驳回了苏布拉姆的请求后，苏布拉姆上诉至南非宪法法院。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之下的劳动权（工作权）、社会保障权、家庭权利、适足生活水准权、住房权、健康权、受教育权、文化活动权无一不触及公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9] 对于宪法中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条款，自德国魏玛宪法以降各国曾有方针规定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条款本质为国家政治目标和政策的规定）、客观权利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是一种客观权利[10]）和主观权利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是主观权利[11]）三类主要的学说。
（4）法院缺乏强制性力量去有效地保障经济、社会、文化权利。[60]南非宪法法院的判例也表明了司法在保障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也面临着诸多的自身能力的限制。[2]参见《美国联邦程序法》第701条和第706条的规定。
这类案件主要是指某些特殊的行政行为或者说具有不可替代性的行政行为。其六，与受案范围的局促与狭窄相对应的是，现行立法在以列举的方式列明司法审查的排除事项时又失之过宽 [6]，导致行政机关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在法律概念的不确定性上大做文章，将一些原本应当接受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纳入法定排除的审查范围之内，规避了法律的审查与规制。（2）政策性因素占主导地位的行政行为，如政府制定本地区发展规划的行为，在紧急状态下所采取的应急性措施等。（3）是否考虑了不应该考虑的因素。
如果只是以说理的方式阐释该类行政行为存在的必然性而不能将这种理明确为特定的法律标准，那么一方面，究竟哪些行为是不可替代性行政行为将是无法确定的。英国法规定法院在确定审查范围时奉行推定可审查原则，只要法律和司法判例不排除审查的，均在审查之列。
调解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同时，上述序列并未囊括抽象行政行为、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行政调解和仲裁行为、行政重复处理行为、行政最终行为等我国现行诉讼法制所明确列举的不可诉行为，这主要是考虑到上述行政行为完全有可能损害相对方合法权益而至严重之程度，一概将其排除于司法审查之外有违我国行政诉讼法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和根本宗旨。因此，明确不可替代性的外部特征和实质内容——廓清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现实分野和理论结合部——就成为一项至为关键的工作。比例原则并非专为行政裁量而量身定做，但却比其他原则更加适用于行政裁量的领域。
因为比例原则是关于选择的原则，而行政裁量之最大隐患恰恰在于因选择的不当而至公益的折损和个体权益之违碍。德国法律规定行政裁量如若存在逾越、怠慢、滥用、违反基本权利和行政法基本原则特别是必要性和比例性原则时，行政法院可以进行司法审查 [3]。[9]马怀德主编：《行政程序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在立法机关难以企及的微观层面，司法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法律适用上的平等，即不得故意规避、曲解、误用法律。在立法上表现为扩大人民法院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
在这一原则项下究竟蕴涵了哪些合理的条件，这些条件如何对合理性原则形成逻辑上的自洽。[5]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的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也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这同时意味着对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行政行为，人民法院依然无权对其进行审查。
（2）行政程序是否合法。例如，以红头文件的方式使具体行政行为一般化为抽象行政行为，或者将那些对相对方的切身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应急行为，人为地与诸如税收、征兵等相联结而被界定为国家行为，使之在程序上不可诉，在实体上不可查。在行政裁量的意义上理解比例原则，其基本含义是指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时，应在全面衡量公益与私益的基础上选择对象对方侵害最小的适当方式进行，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不能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近年来，在对照和借鉴国外立法经验，修改、完善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过程中，国内学者在如下方面已基本达成共识：其一，总的来看，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过于狭窄，司法审查的口径过小，在民主与法制建设日趋深化、加大对行政裁量权的控制已提上议事日程的当今情况下，旧有的法律规范已经不能适应法制发展的实际需要，必须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在立法上有所改进和变化。在行政权力日趋强大的今天，只有通过司法手段才能卓有成效地对行政裁量权予以监督、控制、判断和矫正。（一）平等原则支配下的合理性作为一项被世界各国所通认的宪法原则，平等原则的基本内涵是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同情况区别对待，行政不得恣意地实施差别待遇。
[8]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适用判断余地理论的最直接后果是确定司法审查内容的例外而不是审查对象的例外。或是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如对一般失业者和失业者中的残疾人适用不同的救济金发放标准。
此时，平等原则必须超越形式意义上的平等，它不能仅要求机械的、程式的、无差别的那种平等，而应从动态的、实质的观点，遵从正义理念的指引，识别对象的本质，给予合理的、实质平等的差别对待。前者可以列入司法审查的范围，而后者在其实体内容上不具有可诉性。
[8][德]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加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法律无法对合理性原则的构成条件作出统一的规定，理论界对合理性原则的界定也是说法不一、莫衷一是，从而使得这一原则难以应对行政裁量的复杂多变。
在立法技术上采用概括方式规定法院应受理的行政案件，凡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时的作为或不作为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不利影响并形成公法上的争议的，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均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当然，必要性以手段选择的多样性为前提，若在法定的或正当的手段只有一种时，行政机关还要另辟蹊径，此可谓手段选择上的创造性而非必要性，当属违法之列。以上共计九大类行政行为事实上都是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政行为，这就造成排除司法审查的行政裁量过于宽泛。利益均衡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在授益行政领域行使裁量权，在存在利益冲突的时候，要进行比较、衡量，使冲突的利益之间达成平衡。
妥当性并不检视行政手段之能否，而是追问手段之妥否，凡采用的手段不利于目的之实现或为达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者，均不具备妥当性。对排除司法审查的行政裁量，各国一般采取列举式。
进入专题： 行政裁量 司法审查 。[4][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41页。
行政行为在不予审查意义下的不可替代并不意味着司法权的不可介入。在比例原则难以胜任的领域，利益均衡原则恰好可以弥补它的不足。
（一）可以进入司法审查的行政裁量考察国外的立法及司法实践，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在对行政裁量的受案范围进行规定时，大都采取大概括，小列举的处理方式。（4）是否遵守一般的有效审查和评价标准，是否遵守一般经验规则和论理规则等 [7]。也即，要求行政裁量不仅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与范围内作出，而且应当符合立法的目的、符合法律的一般原则、符合客观公正的法律理念。但是，由必然性所导致的制度合理性并不能完全掩盖行政权本身所固有的现实危险性，行政裁量权在本质上依然是一种行政权，行政权运行过程中的一切隐患都会当然地被内存或拷贝于行政裁量当中。
裁量之下的行为自由是一种由立法予以预先设定的自由，裁量权本身并不能构成其发挥作用的最终依据和理由，只有立法机关的授权和法律的规范性限制，才能成为裁量权合法、合理性的最终证明。亦即行政裁量权行使不能仅因事实上的某些不同，即为不同的处理，而是要在事实不同与处理不同之间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摘要】行政裁量权作为一种行政权力，具有固有的行为自由的现实危险性，司法审查即通过受理行政诉讼案件对行政裁量权实施控制，是对其进行有效控制的方式之一，因而有必要从诉讼法的角度对司法审查的范围、原则等基本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确定对行政裁量权的审查范围及例外、合理性原则的条件构成等，以期完善我国有关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制度。不可替代行政行为之所以能够排除司法审查是因为行政主体在该类行为中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以司法的方式对其进行审查既无明确的法律依据又会对行政效率的发挥产生甚为不利的影响，为行政效率之需要，亦出于维持法律调整边界之正当考虑，司法对其采取不干涉的态度。
其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诉讼利益仅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而其他合法权益如受教育权、政治权利等一旦遭受行政行为的侵害，则找不到恰当的救济途径而让渡的目的不是霍布斯认为的那样，将自然权利托付给主权者获得照料与看护，而是为了形成一个普遍意志（公意）做好准备。
